“日本在世界上的存在感正变得越来越小荣利通，日本也无法主办这类大型聚会了。”10月25日，在2025外滩年会一场关于“全球宏观经济回顾与展望”的圆桌讨论中，日本国际经济与战略中心理事长、亚洲开发银行前行长中尾武彦发出这样的感慨。
提及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似乎是绕不开的话题。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后陷入长期低迷的原因是什么？日本是如何走出通缩的？那些宏观政策有哪些“副作用”？
在中尾武彦看来，日本当时遭受了多重压力，包括资产负债表调整、负财富效应、老龄化和人口开始减少、新兴市场竞争力超预期走强、美国数字经济的领先，以及美国在某些领域的打压等。
“当时美国担心会被日本超越，在1990年代对日本施加了巨大压力。199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以美元计）比美国高出约30%～40%，因此美国感到害怕，并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迫使日元）极度升值以及半导体协议等方式猛烈打压日本，这限制了日本经济和日本公司的实力。（日本）企业高管开始认为，最好不要做太多，不要激进，保持温和更好，那种魄力或企业家精神就被削弱了。”中尾武彦认为，并不仅仅是通缩导致了日本经济变弱。
“泡沫破裂后，（日本）连续实施了财政政策，但并未真正奏效。”中尾武彦回忆说，从2013年起荣利通，安倍经济学开始大规模推行扩张性政策，但这些政策的影响并非全是积极的。
“通胀确实回来了，股价也上涨了，但这部分是因为，或者说主要是因为进口价格上涨，因为日元便宜，也因为乌克兰危机后的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所以这未必是货币政策的效果。”中尾武彦认为，股价上涨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日经指数由许多出口型并有大量海外资产的大公司组成，日元贬值使得这些公司的股价上涨。此外，公司治理改革也有一定影响，企业更关注利润和股东利益的改革，这也推高了股价。
“但另一方面，消费者却因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等而受苦，”中尾武彦认为，这种货币政策的副作用是日元疲软以及政府债务失控，而日本央行持有大量政府债务，“所以，要退出这项政策非常困难。”
近期，随着以倡导货币宽松和积极财政著称的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并进行施政方针演讲，金融市场波动加大。
中尾武彦表示：“首次出现女首相很好荣利通，但我真的希望她能推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他认为，高市早苗应该充分考虑政府支出和政府再融资风险，以及日元汇率水平。“因为（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230%，是许多国家的两倍。”他说。
在关于传统货币政策框架有效性的讨论中，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在通缩环境下，通胀目标是否有效和合适？
对此，中尾武彦提到了几点。首先，即使央行在通缩时期设定了通胀目标，真的能仅仅通过印钞就让通胀回来吗？他认为，一方面，人们可能不会使用这些钱；另一方面，这样的政策还存在多个副作用，包括政府债务失控。
其次，汇率是否完全应由市场决定？他认为，市场化决定论适用于美国或欧元区等大规模经济体，但对于日本，可能应该更多地关注汇率水平，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购买力，影响着支出和投资。
最后，如果日元更弱，人们会觉得自己变穷了，从而不消费。“所以像日本或韩国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会关注汇率。即使政策目标是通胀，也不应忽视汇率。”中尾武彦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中国经济与过去的日本进行比较。那么，二者有何异同？日本的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
中尾武彦认为，中国跟日本的确有些相似的地方，比如人口老龄化；但中国也有优势，比如有非常大的研发投入，技术在快速推进，以及拥有更庞大的人口和高学历人才等。
“中国创业企业家的精神非常强劲，这对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上世纪90年代荣利通，日本人均GDP已经很高了，但中国人均GDP现在还是当时日本水平的1/4。所以，中国要不断发展经济，应该更多地促进消费，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以及建设更好的养老系统和医疗保健系统。”他建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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